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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赌场官方网站-经受今生|刘雍:通过我的创作历程看中国漫画的变迁 ​

作者:匿名 时间:2020-01-11 08: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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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赌场官方网站,在我学前时期就对漫画有着浓厚的兴趣,家里订阅的《新华月报》和《漫画》月刊上刊载的作品使我最着迷。当时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所以苏联漫画充斥着各种报刊,因此我最早接触到的除了中国漫画外就是苏联漫画。初中时期我开始尝试创作漫画,但是仅用于学校的墙报。直到1962年末我读高三的时候,我的国际时事漫画《紧锁难开》才被省美协主办的《刺藜》漫画窗首次采用。《刺藜》画窗设在大十字百货大搂正面两侧的墙上,可称为贵州漫画家的摇蓝,现今贵州75岁以上的漫画家几乎都是通过这个不起眼的画窗走上创作之路的。我拿到平生第一次的稿费一元五角,又得到省美协当时主管漫画的傅国基老师接见,激动不已。傅老师将一本华君武的小册子《我是怎样想和怎样画漫画的》借给了我,又加上了许多鼓励。我又有20余幅漫画被《刺藜》陆续采用,其中《拔不掉的眼中钉》后来还入选了贵州省美术作品展。从此我进入了我创作的“漫画时期”。

1963年我高中毕业,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列为“不宜录取”的范畴,与高等教育失之交臂,成为失业青年。我又向报刊投稿数以百计,却无一被采用,于是起了疑心,找到一位在校的同学,恳求借他的名字投稿,于是连环漫画《狐狸为什么追逐公鸡》一套四幅在1964年《少年文艺》第三期上被刊登出来,当我得知“没有正式职业又非在校学生者的稿件正规报刊不能采用”的内部规定后,从此不再投搞。但是,我将漫画当成了我的精神寄托,从未停止创作。

1966年到1976年,我对“文化大革命”逐渐由怀疑发展到痛恨,于是开始构想一套组画来表达我对这场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运动的看法。这组画随着“文革”的进程我前后画了近10年,标题叫《颠倒的年代》,陆续完成了百余幅草图,分为《神的遭遇》、《人的命运》、《当代英雄》三个篇章。其间我在一家工厂工作,有极左分子立功心切,想追查我画的画是否有政治问题,幸亏我灵机一动连夜临摹了一批“大批判”专栏上的漫画拿给他看,这才幸免于难。在我想尽办法之后,终于逃脱了这个险恶的环境,调到一个新的单位。

1970年,“四人帮”为了他们的政治需要也搞所谓的“全国美展”,但漫画不在展出之列。我不甘心,硬送去了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化和讽刺苏联通过外援进行扩张的国际时事漫画《东洋镜》和《鱼藏剑》,结果自然是落选。

一位贵州高校美术教师由此告诫他的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多掌握几种绘画技能,不要像刘雍只会单打”。这番话不知他的学生听进没有,却一直激励我以后尽量朝“题材多样化、形式手法多样化、材质多样化”的方向去努力。

但是这两张落选的漫画给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著名漫画家英韬先生留下印象,多年后他对我说“那次美展我是评委,全国送展的漫画只有你的两幅,不能展出不是画得不好,而是因为当时“四人帮”不准漫画公开发表和展出,不过你这种‘不识时务’的精神倒使我暗暗欣赏。”

1976年我从非正式渠道得知江青等人被捕,先是怀疑耳朵出了问题,继而与好友抱头大哭大笑,然后自发地画了许多揭露“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漫画到贵阳街头去张贴。1977年初,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全国“双庆美展”展出了我曾在街头张贴过的两幅漫画:《旗手》和《献媚取宠》,另外还有一件剪纸作品。凭借这三件作品使我后来成为全国美协恢复后的第一批会员。一些讽刺画分别收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批判“四人帮”的漫画集。

“四人帮”时期,一方面在“大批判”专栏之上打倒“走资派”的漫画满天飞,另一方面又不准漫画在正式发行的报刊中刊载,也不准参加正规美术展览。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搞阴谋心中有鬼,所以做事就老是遮遮掩掩、藏头露尾。“四人帮”倒台之初,在“左”的惯性下,这个禁令还在起作用,就连批“四人帮”的漫画也不能在正规报刊上刊登。当时华君武、英韬先生等美术界的领导向中宣部提交报告,申请解除对漫画的禁令。这期间,英韬几次给我写信,透露漫画刊物就要复刊了,鼓励我积极创作漫画,为迎接文艺的春天做好准备。不久,“三中全会”召开,对漫画的禁令终于解除,经胡耀邦批准,《人民日报》漫画增刊《讽刺与幽默》创刊了,英韬先生担任主编。

我立意为鼓励人们解放思想,摆脱因循守旧积习的漫画《同志,请您换马》在《讽刺与幽默》第二期上刊登出来,而且安排在头版头条的位置,这也是文革后我以本名在正式报刊上发表的第一幅漫画作品。这幅漫画收入了多种全国性的漫画集,而且在人民日报出版的漫画选、日本出版的《中国现代漫画集》都是排在第一页的位置,并在序言中将我列为“最突出的新人”。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美术30年》纪念画册上这件作品依然排在漫画部分的第一页,这是后话。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漫画创作的激情有如泉涌,想到以前被剥夺了发表的权利,于是发誓要敲开全国主要报刊的大门,我的漫画开始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新华文摘》、《工人日报》、《新观察》、《世界知识》、《文艺研究》等报刊上露面。当然,发表最多的还是《讽刺与幽默》,每期总有一幅甚至两幅。我还一度被借到《讽刺与幽默》编辑部研修并参与编辑工作。

当时《讽刺与幽默》与《人民日报》美术组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漫画编辑部,选稿坚持只看作品质量不照顾名人、熟人。除了英韬先生外,还有江帆、苗地两位著名漫画家,他们正处于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但只有在稿件不足的情况下才上自己的作品。英韬先生还要和评论家马克先生分别撰写评论文章,点评好的作品,介绍国外的优秀作品,批评一稿多投、抄袭剽窃等不正之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新时期”漫画的鼎盛时期,《讽刺与幽默》起到了带头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在国际交流、培养新人、推出优秀作品等方面功不可没。我有幸见证了这一过程。

当时我画漫画全凭自己的感觉,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深受张光宇先生画风的影响。同时我的画风还留有前苏联漫画的一些痕迹,注重形式和色彩胜于构思,画法比较繁缛。但是英韬先生有不同的主张,他认为漫画的灵魂在构思,画得再好,构思不行,也不能算好作品。颜色也是为了突出构思,尽量简练,能用两个色达到效果的就不要用三个。漫画构思的重要规律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幽默和讽刺在漫画创作中同样重要,经过三位先生的耳提面命,我对漫画的特性才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些教诲使我始终受益。画风也向民族化的方向转变。编辑部有一套1949年前的漫画杂志,我看了大开眼界,对中国的漫画史才有了更多的了解,见识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漫画的辉煌。我还借在北京的这段时间经常向华君武、丁聪、方成等前辈漫画家请教,也得到广东的廖冰兄先生的教诲,均使我受益匪浅。

八十年代我的数十件漫画作品参加全国性的展览,还多次获奖:其中的漫画《两个驭手》在“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获优秀作品奖,这件作品批评了“拉改革开放后腿的官员”,由于比较尖锐,当时在贵州美术界受到责难,在获奖和在《讽刺与幽默》头版头条刊登后,自然平息了这场风波。

反对封建迷信题材的《神·人·鸟》获得了首届中国漫画最高奖——“金猴奖”、讽刺苏美两国假裁军的《铁公鸡谈判》获“首届中国新闻漫画奖”、命题漫画《安全》获第十届《读卖国际漫画大赛》优秀奖。九十年代位于巴黎的“世界现代历史博物馆”还收藏了我的二十三件漫画作品。

1986年开始,我尝试把漫画的构思应用于雕塑创作,用漫画《呵护》的构思深化成为木雕《孕》(又名《鸽颂》)。当时全国美协的主要领导华君武先生和中国美术馆主要领导曹振峰认为我闯出了一条新路,决定共同为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览,展览于1989年1月在中国美术馆圆厅顺利举办,共展出漫画、陶艺、木雕、挂毯近两百件。标志着我经由“漫画时期”和“陶艺时期”进入“混血时期”。由于我的创作重点逐渐从漫画转移到陶艺、雕塑、壁画等立体造型作品的创作,画漫画的时间就少了许多,另外,中国漫画的主流也从讽刺与幽默变成我不熟悉的以商业目的为主的生活、搞笑、科幻、校园、武侠等题材的软性的、快餐式的漫画,甚至有时和插画混为一谈。传统的漫画报刊有的停刊有的改版,我的老师—老漫画家廖冰兄叹息道:“中国(传统)漫画死了!”我也很少再画漫画。

1944年生,布依族,贵州福泉人。从事雕塑,壁画、挂毯、陶艺、漫画等项创作。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金属工艺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荣誉称号。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贵州省政协委员,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宗教侨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曾先后在中国美术馆以及广州、香港、台北,法国的拉玛特兰、巴黎,奥地利利恩茨市、哈尔普图恩市,美国华盛顿举办个人作品展和个人藏品展,500余件作品被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其中:法国现代历史博物馆76件,中国美术馆89件,中国国家博物馆2件,维也纳大学2件。作品两次获国际奖,九次获国家奖,包括中国漫画最高奖《金猴奖》。有专著8部,《刘雍美术作品集》、《刘雍漫画集》、《贵州传统蜡染》、《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刺绣卷》、《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蜡染卷》、《贵州清代土家族民间绘画》等。公共艺术作品主要有:北京八达岭《修复长城纪念碑》,贵州省政府赠香港特区政府礼品——木雕蜡染座屏《苗岭欢歌庆港归》,贵州省政府赠澳门特区政府礼品——铸铜镶宝石《欢乐鼓》,贵州省图书馆外墙大理石浮雕《文字、典籍、图像》。

注:本文已获得“经受今生”平台和作者授权发布 。

运营编辑:尚小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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